這是一份讓王建紅常常覺得“心里發(fā)慌”的賬單。
黑色和藍色的筆跡交織，密密麻麻地記錄著，江西省吉安市遂川縣珠田鄉(xiāng)大垅村最近幾年的收支情況。從2008年起，負號開始和“扶貧項目”一道頻繁出現(xiàn)在賬單里——“修建村村通公路”7個字后面，跟著“-70萬元”的字樣；和“農(nóng)村飲水安全工程”一起出現(xiàn)的，則是30余萬元的欠款。
此外還有危橋改建、村小翻新等。林林總總算下來，2000人出頭的大垅村至今已欠下100余萬元債務。
7年前擔任大垅村村支書的王建紅，到現(xiàn)在也沒想通，為啥當初一個個令全村人“興奮不已”的扶貧項目，如今卻變成了壓在所有村民心頭上的“一塊塊大石頭”：“扶貧項目本來是想讓我們脫貧致富、改善生活，可村子咋就越脫越貧了呢？”
這名村支書曾在鄉(xiāng)里的一份財務報表上看到，全鄉(xiāng)10個行政村中，有8個行政村出現(xiàn)類似狀況。其中，最嚴重的一個村子光是修路就欠了100多萬元。
村子畢竟是集體，即便欠了錢，不還的可能性還是比較低的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廟
電子地圖上，大垅村和遂川縣城13公里的距離，近得可以忽略不計。把鼠標拖住，不停點擊放大，才能看到一條彎彎扭扭的波浪線。
這條2009年正式通車的水泥公路是大垅村與外界聯(lián)系的唯一通道。也正是這條5.2公里長的水泥公路，成為大垅村村民揮之不去的陰影——村里的賬單上多了一筆70萬元的欠款。
在這條水泥公路修通之前，進出大垅村的唯一通道是一條泥巴道。村民想去縣里掙點錢，只能用肩膀挑上五六十斤重的蔬菜瓜果，在長滿雜草堆滿大石子兒的泥巴路上走兩三個小時，保準“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”。
因此，當2008年扶貧項目“村村通工程”的消息傳來時，整個村子沸騰了。
經(jīng)國務院審議通過的《全國農(nóng)村公路建設規(guī)劃》(以下簡稱《規(guī)劃》)中白紙黑字地寫著，“十一五”期間，中央政府投資1000億元，對通鄉(xiāng)(鎮(zhèn))公路、通建制村公路進行路面硬化改造。依據(jù)《規(guī)劃》，大垅村通村公路項目，可按每公里10萬元得到國家補貼。
當時，王建紅在縣城跑運輸生意。鄉(xiāng)里的領導專門找到他，鼓動這個村里的能人回村擔任黨支部書記，負責修路。
“國家有1000億的專項補貼，地方財政再配套一些，修路沒問題。”領導用力拍了拍王建紅的肩膀。后來王建紅才得知，即使領導不承諾，《規(guī)劃》中也寫得清清楚楚，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加大對農(nóng)村公路建設的財政投入”。
眼瞅著村里綠油油的油茶長勢喜人，卻根本賣不出去，王建紅動了心。他放下手頭的生意，回村當了村支書。
可當這個致富能手正兒八經(jīng)領著人打算大干一場時，才發(fā)現(xiàn)“問題大了”。
他見過的幾個包工頭，給他算了筆賬：“不說水泥和沙子這些材料，光用工費一公里就得六七萬，一公里10萬元哪夠啊？”
幾個村干部一商量，決定“硬著頭皮修”，畢竟還有領導承諾的配套補貼。為解決前期資金不足，他們甚至挨家挨戶給村民做工作，向每名村民收取了50元的集資款。同時，村干部還做通了包工頭的工作：“村子畢竟是集體，即便欠了錢，不還的可能性還是比較低的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廟。”
很快，這條總長5.2公里、寬3.5米的水泥路建好了。公路修好后，不少人稱贊王建紅，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。可他卻犯了愁，為修這條路，村里欠債70多萬元，地方財政支持總不到位。
記者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，在這個多年位列國家級貧困縣名錄的遂川縣，因“村村通工程”而欠債的村子并不少。僅珠田鄉(xiāng)10個行政村中，就有8個因修路而欠債。附近的珠溪村，因幾乎全是盤山公路，其工程造價達每公里30萬元。通村公路修好后，該村欠下100多萬元外債。
不過，村子的欠債并沒有體現(xiàn)在政府的公告中。2010年底，江西省交通運輸廳向社會宣布：全省農(nóng)村公路總里程達12.5萬公里，硬化里程達8.8萬公里，鄉(xiāng)鎮(zhèn)通油(水泥)路率達100%，建制村通油(水泥)路率達100%。
難不成是上面不知道基層搞一個項目需要多少錢嗎？不應該啊
讓王建紅頭痛的還不止此。
2010年，大垅村按照“上級要求”，實施國家扶貧項目“農(nóng)村飲水安全工程”，水利部門按每人400元的標準撥付工程款。但修好蓄水池鋪設好管道，施工成本赫然變成了每人700元。工程結束，又是一筆30萬元的欠賬。
此外，還有危橋改建、村小翻新等扶貧項目，也讓村委會欠了不少債。
時間一長，包工頭不干了，他們一天天催賬。王建紅及其他村干部束手無策，只得安慰前來討債的包工頭：“這是扶貧項目，上級政府一定會想辦法解決的。”
“能拖一天是一天。”王建紅說。
村里的情況，王建紅再清楚不過。滿打滿算1400多畝土地，人均不過7分地。村里的集體產(chǎn)業(yè)“基本就是個空殼子”。唯獨村委會一樓的幾家門店，能收點租金，一年不過八九千塊錢�？克�清債務，遙遙無期。
即使在公路修建之前的集資，也讓村干部大費周折。在這個貧困村，“能拿出50元已經(jīng)很不容易了”。按規(guī)定，“農(nóng)村公路建設不得增加農(nóng)民負擔……不得采用強制手段向單位和個人集資”。
這些年中，王建紅也從各種文件上看到，按規(guī)定，這些扶貧項目一般都應有地方財政配套支持�？纱筵獯�，除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，地方財政配套遲遲不到位。
為償還欠債，王建紅等村干部多次找鄉(xiāng)里和縣里，希望協(xié)調(diào)部分資金，償還欠款。可鄉(xiāng)里縣里，最終也沒給他們一個明確答復。
不光是王建紅，遂川縣泉江鎮(zhèn)高源村村支委委員張正生也有同樣的困惑：“按說，國家花這么多錢幫我們又是修路又是吃水，可為啥項目一搞完，卻欠了一屁股債？”
回村修路之前，王建紅信心滿滿。1000億元的國家專項補貼以及鄉(xiāng)領導對他的承諾，都讓他感覺前景光明。另外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如果不修路，村民也不同意。一名村干部說道：“有這種政策了，怎么可能不修路��？ 老表一天到晚都在問什么時候能修路，什么時候能吃到水，我們不去做，那要被罵的。”
修完路之后，這名村干部卻后悔了：“難不成是上面不知道基層搞一個項目需要多少錢嗎？不應該啊！”
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采訪了遂川縣交通運輸局局長黃云慶。他表示，村村通工程中，地方財政應配套部分資金，但遂川縣和鄉(xiāng)里的財政都比較困難，確實拿不出什么錢來。作為主管部門，交通運輸局“只能提供一些技術指導”。他還表示，修路不具有強制性，各村“應根據(jù)實際情況量力而行”。
珠田鄉(xiāng)黨委書記在聽到記者的提問后，就以“正在談事情”為由，掛斷了電話。
即使是王建紅，現(xiàn)在也很難找到這些領導。倒是他，三天兩頭被包工頭堵上，追著要欠款。他已連著幾年沒給家里拿過一分錢了。為了躲年底催債的人，只有到大年三十下午，他才敢回家。
頭幾天，這個42歲的“優(yōu)秀基層干部”都是一個人在縣城“東躲西藏”。
越來越多的村子加入國家級、省級“貧困村”爭奪大戰(zhàn)，如果評上，還錢就有戲了
3.5米寬的水泥路穿過大垅村，卡車不時經(jīng)過，揚起一陣灰塵。村委會前的廣場停滿了村民的汽車和摩托車，售賣水泥、瓜果、副食的店鋪圍繞村委會開了六七家，一副熱鬧景象。
“現(xiàn)在人家賣菜的收油茶的都可以上門服務了，進貨什么的更方便。”大垅村一名村干部說。
在公路修通之前，連卡車排出的尾氣，都讓這個村子的村民感到新鮮。那時，村小的老師都招不來，剛畢業(yè)的大學生拒絕的理由清一色的都是“你們那兒路太難走了”。
幾年來，王建紅都沒享受到交通便利帶來的幸福。他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想方設法償還村里的債務。修好公路后3年里，原本給大垅村村干部發(fā)工資的轉移支付款項，統(tǒng)統(tǒng)都給了“催錢很緊”的施工單位。
有同樣命運的村干部經(jīng)常碰頭。另一村的村支部書記的找錢方法，讓王建紅唏噓不已。
這名村干部說，縣里各個部門“手里都還是有點錢的”，對村干部來說，則要“想方設法拿到這些錢”。他周一到周五，一定會出現(xiàn)在縣里，“找各個部門化緣”。前幾年，他還要“陪吃陪喝”，適當?shù)臅r候再哭哭窮，“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嘛”。
靠著這個，這名村支書拿到了部分項目款。
這個方法，王建紅也曾試了幾次，不過收獲并不多。
還有個村子，因靠近縣城，得到一筆征地款。大垅村離縣城遠，這條路堵死了。
關于還債的辦法，多次被評為優(yōu)秀黨員干部的王建紅認為，只有“繼續(xù)申請貧困村，依靠更多的項目來發(fā)展經(jīng)濟”。他表示，越來越多的村子加入國家級、省級貧困村爭奪大戰(zhàn)，如果評上，還錢就有戲了。
在剛剛過去的5年，省級“十二五”貧困村大垅村，集中解決了公路、吃水、村小翻新、危橋改建等基礎設施建設問題；而之后的5年，村子必須申請上“‘十三五’貧困村”，借由新的扶貧項目，來發(fā)展經(jīng)濟，帶動村子致富。
“我都選好了油茶種植和蜜柚種植，就等錢和技術了！”王建紅說。
只可惜，他的計劃在去年戛然而止。
2014年，江西省“十三五”貧困村評選，在競爭形勢“明顯更激烈”的情況下，大垅村獲得全鄉(xiāng)第三名，落選貧困村。
“當時氣得我都想辭職了。”這個身材有些微胖的中年男人臉漲得通紅，回憶起一年前的種種經(jīng)歷，他依然“咬牙切齒”。
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事向遂川縣扶貧和移民辦公室求證，其領導在聽到記者身份后隨即以開會為由掛斷了電話。
留給王建紅的辦法，似乎只剩一個了。“只能繼續(xù)走人情關系，去縣里求各個部門啊。”他無奈地嘆口氣，“僧多粥少啊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