危才軍
農歷五月初的夜，蟬聲稀疏。二姐在凌晨兩點松開了握了六十六年的人世，像一片終于墜地的秋葉，靜默無聲。
我們姊妹七個，二姐第二，我最小。二姐生于1949年，母親說她幼時也會咿呀學語，會踮腳偷嘗灶臺上的飯菜，直到某年寒冬，一場高燒卷走了她大半聽力，也封住了她尚未長成的語言。在吃野菜拌麩皮的年代，一個聾啞女孩的快樂，大約和糧柜底層的白面一樣稀薄。
二姐沒有上過學。我想，二姐應該是從能干活開始，就跟著母親做家務：領娃、幫廚；打豬草、洗衣服。先領弟弟妹妹，后來再領弟弟妹妹的孩子。我小時記事起，每天傍晚黃昏的光漫過河灘時，二姐的身影總嵌在石板與流水之間。扁擔兩頭沉甸甸地墜著濕漉漉的豬草，褲腳永遠沾著泥印子。她走路時微微前傾，像棵被風吹慣了的小樹，不緊不慢，不言不語，不悲不喜。水珠從籃縫間滴落，她的沉默比河水流得更長。
我出生的時候，二姐十九歲，青春年華，應該正是出嫁的年齡，父母怕嫁出去受人欺負，拒絕了所有說媒之人，時間一長，旁人也就不再提說，二姐沒有愛情，沒有婚姻。二姐的青春年華在勞碌中度過，年輕的二姐一定是不快樂的。
二姐三十歲時兩個成家并都有了孩子的弟弟分家了。她和父母，還有她的三妹、幺妹，最小的弟弟我，一起生活。然后三妹出嫁了，再然后幺妹出嫁了。
二姐四十五歲時，母親癱瘓。二姐、父親和我相互支撐，服侍母親。要服侍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癱瘓病人，吃喝、擦洗、更衣 、大小便，非過來人，無以體會其中的艱辛。
二姐五十歲時 ，父親去世了。 我們搬了一次家，二姐和我一起服侍母親，大多時候是二姐照料。我們買了洗衣機，也不再喂豬了。二姐不用再挑一擔洗凈的豬草或是提一籃子洗凈的衣服了。但在我眼前總有揮之不去的一幅畫面：二姐從房前坡下的小河里往回來，不緊不慢，不言不語，不悲不喜……
二姐六十歲時，母親去世了。送母親上山那日，雨水把黃土路泡得發(fā)黏。二姐跟在棺材后頭，不緊不慢，不言不語，不悲不喜，手里攥著件沒來得及補完的舊衫——母親最后弄臟的那件。她走路的姿勢和三十年前從河邊回來時一模一樣，只是扁擔換成了靈幡，豬草籃變成了紙錢灰。風卷起她鬢角白發(fā)時，我終于看懂了她沉默的褶皺里，藏著一生都沒能說出口的，對命運的諒解。
二姐能切出很薄很薄的洋芋片，很細很細的洋芋絲；多年前，家里的豬圈門總是別不住，豬往出跑，我們都奈何不得，二姐找來一截鐵絲，一根木棍，很輕巧地把門別住了。
對二姐說話，要大聲，她才能聽見。二姐說話，外人能聽懂一半，姊妹們能聽懂大半，我能聽懂百分之九十五。那余下的百分之五，只有二姐自己懂。二姐的自言自語，大多在那個百分之五里，二姐的快樂在那個百分之五里。
在那個誰也不懂的百分之五里，二姐是多么的快樂。
二姐來看我，在這夜半時分，想見音容云萬里。我這樣絮絮叨叨對二姐說，二姐想不想聽呢？
我的幺姐——二姐的幺妹說得好：愿二姐的來世是一個健康的、快樂的女人！二姐不善言語，也不喜歡人多說。我想，二姐最喜歡的方式可能是：不緊不慢，不言不語，不悲不喜。
此刻窗外正是二姐走時的夜，月光像她切剩的土豆皮，薄薄地貼在天上。我想起她修豬圈門的那截鐵絲，如今還在老屋門軸上閃著鈍光——這世間有多少笨拙而堅韌的溫柔，終究沒能等來一句“我懂”。
二姐，今夜風涼，你慢慢走。
